這一回，公眾一邊倒地理解了職能部門的嚴苛：只要主考方盡到了告知的義務，考生當然要為自己的遲到擔責，身為“準公職人員”，守時確實是最基本的要求。根據(jù)深圳相關部門的要求，公務員資格初審在15日8:30到12:00進行，初審公告說得很明白，考生須于當天上午8:30前到達指定場地并簽到，而在審查開始后到達現(xiàn)場候審者，視為自動放棄。然而遲到者卻認為，深圳有關部門只發(fā)了公告卻“未以電話或短信通知本人”，并將公告規(guī)定理解成“12時之后到達才應視為自動放棄”。
這顯然是一種不甚高明的詭辯。主考方只要傳達了初審要求相關信息，就不存在選擇什么路徑的問題，布告還是短信、抑或電話，沒有固定的范式，你既然知道當天初審的情況，就說明對方告知義務已經(jīng)履行充分；至于“12時之后到達才應視為自動放棄”的說法，也悖逆常情常理，即便是最寬松的考試，開考一刻鐘或半小時也不可能入內(nèi)，怎么可能將參考資格自由延伸至考試結束？
每個人都有特殊情況，而制度的威嚴就是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拒絕 “下不為例”的種種特殊情況。這不是所謂人性與紀律性的較量，因為真正的紀律，恰恰是眾人之“仁”的集結，“網(wǎng)開一面”多了，制度原則就成了繞指柔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對公考嚴而苛之，也算是開了個好頭。
